[①]《暂行条例》未颁布之前，我国未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限进行统一规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使用期限20年的出让土地，故而，也导致出现了住宅建设用地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的情况，如青岛、深圳、温州等地方均存在此类情况。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熊丙万副研究员认为，目前，大多学者或专家对住宅建设用地届满后续期看法较为统一，认为制定《物权法》时，立法机关也有意立法回避。只要居民家庭住宅面积不超过规定标准，就不用缴纳房产税。

四、宪法视野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之完善 温州事件出现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讨论热度不减反增，国土资源部根据社会焦点赴温州当地进行调研，目前已结束。可以说，人权保障的宪法思维是合理续期的依据，不能仅仅从单一的部门法角度去看问题，要充分考虑民众利益，准确把握立法的本意，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为住宅建设用地合理续期提供正确、合理的学理解释。理由是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且该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制定法律应该注重公平与人权的平等保障。

[⑦]如此一来，公民合法财产的权能实现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这必然会引起居者及其继承人的恐慌，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和谐，这与国家的生存照顾义务也不相吻合。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国不与民争利。由此，宪法所关心的核心命题，也就只需要集中于政治与法律系统关系的设定，即所谓的政体（politeria）问题。

[41]波斯纳希望指导东欧国家保障私有产权、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而弗莱堡学派对战后德国宪法设计的要义，也同样是希望新德国能从经济自由的存在和实践中重新找回其真正的基础，坚挺的德国马克、令人满意的增长率、不断增强的购买力、有利的平衡支付[42]，这些几乎就是波斯纳宪法建议的另一个德国翻版。既有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宪法方案，也有凯尔森的维也纳学派方案。执政党自行决定自己允许国内政治的对手有什么行动的可能性，借此自行决定何时开始宣告竞争者为非法，[13]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当权多数派不再仅仅只是政党，而直接成为国家本身，即所谓政党国家化或国家政党化的危险。[2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最高法院的阵形：最高法院中的新右翼集团》，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第二波制宪权运动，是在施米特、哈耶克和凯尔森的时代，它所应对的，则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法律危机。Piers Beirne and Alan Hunt,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oviet Society: the Case of Comrade Lenin,22.3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88）， pp.575～614. [36]德沃金有关宪法（法律）的整体性原则的论述，可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67、170、196～198、203页。

18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秩序，决定了法律传播仍然囿于领土分化的逻辑，突破法律领土分化的主要动力，则源自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动力的跨国私法运动。[50]从17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宪法成功实现了对宗教、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议题的领土化垄断，与此同时，在所有社会领域，依托于国家政治机器暴力垄断及其政策生产与正当化机制，实现了政治系统凌驾于其他所有社会领域的特殊优越性，这依托于两大政治—法律假设的实现： 一方面，所有社会议题都可以垄断在民族国家层面获得解决。在这一点上，阿克曼对东欧剧变之后一边倒的经济自由化方案，其担忧是和施米特一致的。[1]在此书面世之后不久，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很快就在《东欧宪法评论》（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针对该书发表了一篇评论。

在这一经济自由的视野下，对于国家权力无限增长的恐惧，就主要不是来自公民自由和社会自我保护的考虑，而是来自于对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导致的任何经济干预形式的抗拒。摘要:  当代世界宪法危机需要放置在18世纪以降的三波宪法运动背景下予以审视。[5]显然，在波斯纳看来，在东欧转型中，经济议题应该优先于政治议题，法治议题应该优先于民主议题。[37]第三波宪法运动的美国化色彩浓厚，这也导致全球宪法模仿美国模式走向趋同，以及反制美国霸权导致趋异同时并存的历史现象。

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并不存在司法审查制度，司法权力非常薄弱，因此，魏玛的危机形态主要表现为议会多数的专制、议会的党派分裂与民粹政治的倾向。与施米特对魏玛宪法危机的诊断一样，哈耶克同样对魏玛代议制做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看来，代议机构的功能已经变成了动员赞成意见，不再是表达被代表者的意见，而只是操纵和摆布他们的意见。

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所奠定的世界宪法秩序，就不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革命宪法传统的回归，相反，它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第三，普遍制宪权的代表者和担纲者，其主要的权力展现平台，则大致经历了从18世纪的国民立法代议、20世纪上半叶的行政集权总统到晚近的宪法法官这样一个演变趋势。

[28] 此时，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在宪法层面的断裂，不仅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宪法危机，也同时在全球层面带来困境。Rans Hirschl,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ldwide,75.2 Fordham Law Review （2006）， pp.721～754。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观察视角之下，当前世界的不同宪法危机现象，也就具有了其内在的共同性危机特征，它不仅具有与以往三波宪法运动相似的生成规律，同时也具有迥异于以往宪法危机的根本性特征。从19世纪初以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效用问题愈来愈覆盖法律的所有传统问题。也可参见Martin Loughlin ＆ Neil Walker （eds.）， 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另一方面，以上这所有社会领域也已形成了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封闭运作的代码化（code）逻辑。

最后，由于不同党派（fraction）都争相从自己的政治生存出发来对宪法解释产生影响，不再捍卫普遍制宪权的统一性，而仅仅享用不负责任地影响国家意志的所有好处和政治事务的风险。Clemens Jabloner, Kelsen and His Circle: The Viennese years,9.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8）， pp.368～385。

而一旦出现社会与经济危机，私法机制的去政治化功能就会弱化，司法中心主义的去政治化功能假象就会逐渐暴露出来。法国大革命以来，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人权—人民主权）一直处于相互竞争之中。

它还具有一种非常严谨、缜密的形式主义要求，致力于一种高度规范化的竞争逻辑的彻底贯彻和实施。这些经典的宪法模式阐述，同时还预设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关键要点：即民族国家宪法只需将其重心放置在政治系统的结构设计上（所谓政体问题），因为它预设了所有其他社会领域可以通过政治系统的主权介入得以整合和矛盾解决。

[35]这种种宪法模式探索，构成此后不同国家在解决内战和重建问题时的不同宪法路径。[38]我国学者高鸿钧教授概括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与自由放任时期相对应的立法治理阶段（现代之初至19世纪末，美国则到20世纪30年代），二是与福利国家时期相对应的行政治理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三是与新自由主义时期相对应的司法治理（juristocracy）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前者包括性别、种族、族裔、性等议题，后者则强调取消经济管制、开放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等议题。第二波制宪权运动的成果最为丰富而多元，其中既有涂尔干和狄骥的法团主义宪法方案，也有施米特与韦伯的权威自由主义方案。

第三波宪法运动，正是希望通过宪法来实现一种新自然法（Neo- Natural Law）之治，告别全能国家（total state），走向全能宪法（total constitution），来克服实证法秩序的正义困境。否则，执政党就有可能垄断合法性生产并排斥其他异议党派。

[17]参见〔奥〕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规则与秩序》（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5页。针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市民—民法（civil）秩序危机，以及全能国家（total state）的发展趋势，施米特与哈耶克都站在宪法政治的高度进行了诊断。

与阿克曼的制宪权建构思路不同，经济自由被波斯纳赋予了诱导东欧政治主权重建的神圣使命。公法与私法这两波长时段历史运动，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制约，相互形成正题与反题，进而构成当代世界法律全球化与宪法危机的基本历史背景。

但是，它仍然主要依托于外在的国家理由和君主理性展开，诉诸于古典的神法和自然法（权利）传统。伴随美国国内的两大发展潮流，一方面是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转向。[33]制宪权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革命概念，因此本文将其运动开启设定于18世纪晚期的美法自由革命。[55]See F. Michelman, Law s Republic,97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8）， pp.1493～1537. [56]参见〔美〕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两人对东欧改革议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Ellen Kennedy, Constitutional Failure: Carl Schmitt in Weim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古典的自然法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中伴随传统国际法的式微彻底瓦解。John S. Dryze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宪法基本权利无法单向地通过私法体系得以保障，而尤其需要民主立法者（人民主权）维度的保证。[36]它所回应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之上，处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遗留的实证法正当性难题。